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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所好大学是否对城市产生正面影响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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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淦恭说（ID：yuangg）文

元淦恭

“21世纪什么最贵？人才。”

多年前电影里的一句台词，成为今日中国区域经济的真实写照。

这些年，所谓“南北差距”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，论者分析角度从营商环境、所有制结构、产业结构，再谈到社会资本、气候、地理、人文……但在笔者看来，南北方城市，尤其是以省会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差距的扩大，有一个无可回避的因素，那便是大学的分布。

年，“大学取消包分配”，这是中国城市分化的重要分水岭。取消包分配制度，大学毕业生才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去哪里工作。

哪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，哪里更宜居，哪里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就强，哪里就能够形成人才——产业的正循环。

在计划体制下，大学生毕业去哪里是不能自主选择的。

在南方上大学，也可能被分配到太原或者兰州；在北方上大学，也可能最后被分配到福建或广东。

但总体来说，当时大学生的流向，实际上是国家统一调剂的，由于当时单位和项目也都是统一规划的，所以大学毕业生在全国的流向比较均衡。

有的城市即使好大学很少，但只要有大型的工矿企业，一样可能被分配到好学生。

取消包分配之后，中心城市的人才状况逐渐发生了明显的分化。

最发达的城市，因为有最好的就业岗位和最多的创业机会，很快聚集了大量高校毕业生，不仅本地高校的毕业生想留下，而且全国各地的英才都往这些城市涌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成为超级都会，就是因为它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精英。

次发达的城市，如果自己有比较多的好大学，也是占便宜的，典型的比如武汉。

武汉的顶尖工作机会，当然不能和北京、长三角、珠三角比，所以武汉大学生一直是外流的，人们往往戏称武汉全城上百万大学生，都给广东作了“嫁衣裳”。

但这件事要换个角度来看，好大学多的城市，如果自身有一定的产业基础，即使本地大学的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外流到其他城市，这个城市整体仍然是“赚”的，道理很简单。

武汉一年毕业的大学生至少二十多万，但每年新入学的武汉籍大学生只有不到四万。

武汉籍学生并不都在本地上学，就算一半人在武汉上大学，一年在武汉上大学的武汉本地考生不到两万。

即使在武汉上学的大学生只有五分之一留下来，武汉一年都可以“净赚”两三万大学生。

还有一类城市，本身也有比较好的大学，但由于自身条件所限，工作机会有限，生活质量也一般（譬如兰州），这类城市在计划体制下是可以得到国家分配的大学生的，但是在自由择业条件下，要吸引别人主动来就很难了，而本地虽然有好大学，但基本上外省生源就不太可能留下来了。

最“惨”的城市，是产业结构本来比较一般，而且又没有好大学的城市，比如石家庄、太原。

原来，这些城市虽然没有好大学，但因为有大型工矿，还是会接纳大学生的，但是到了大学生“自由择业”之后，这样的城市吸引力骤然下降。

事实上，这些城市也是最近二十多年来“退步”最为明显的。

01大学“南重北轻”

虽然中国经济过去南北曾经相对均衡，但是高校资源上的“南重北轻”却一直是不争的事实。

先来看下面这个表：

这反映了南方和北方当前拥有顶尖大学的数量。

表面上看，北方省市和南方省市的和总数大致相等，北方15省份有20所原，61所原；南方16省份有19所原，55所原。

北方均略多于南方。

但是，北方的、高校高度集中在北京一座城市。

如果剔除北京，北方的高校只剩下12所，明显少于南方的19所；北方的高校只剩下35所，远少于南方的55所。

即使在南方统计时相应扣掉上海，高校的南北比例仍为15:12，高校的南北比是45:35。

如果考虑到南方经济和财政上的优势，使得南方重点高校的实力总体优于京外北方重点高校，高等教育上的南北差距还要更大。

在北方，河南、河北两个人口超过万甚至1亿量级的大省没有。而在南方，没有的省份全部是人口不超过万的中小省份。

所以，南方人口大省的省会，不仅有显著的人口红利，还能够叠加大学带来的人才优势。

02格局何以形成？

年以后，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分布格局的主要有三个重要节点。

第一个节点是年的院系调整，第二个节点是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若干院校的整体性迁移，第三个节点是改革开放之后的高校格局调整。

年的院系调整，构成了今天中国高校格局的基础。这一基础的显著特征是：在全国范围内北京的“一城独大”，优势资源向大区中心城市集中。

年院系调整，除了完成对教会大学、私立大学的彻底清理外，遵循的基本逻辑是把大学改造成三类——

类型之一，只保留文、理学科，规模较大的称为“大学”，规模较小的改称“师范学院”，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当时的北京大学、南京大学、中山大学等。

类型之二，只保留工科或者依托原来的综合性大学拆分出工科，个别学校仍然保留了“大学”的名称，如清华大学、浙江大学，由综合性大学拆分出的大多称为工学院，如南京工学院（东南大学前身）、华中工学院（华中科技大学前身）、华南工学院（华南理工大学前身）等。

类型之三是单科性的学院，组建方式要么是从原来的综合性大学里拆分出单一专业独立建校，如四川农学院（四川农业大学前身）、四川医学院（华西医科大学前身），要么是合并若干个大学的特定专业重组，如北京学院路八大校中的大部分，以及华东水利学院（河海大学前身）、武汉测绘学院（后独立发展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后并入武大）等。

这一波院系调整，全面重构了中国的高校体系，影响深远。

八大学院（北京医学院、北京钢铁学院、北京石油学院、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、北京航空学院、北京地质学院、北京矿业学院、北京林学院）虽然大都有原北京高校的成分，但绝大多数都并入了全国其他城市高校的相关专业。

除了学院路上的这八所学校，北京邮电学院等，也是按此逻辑组建的。

在北京，通过这种形式组建的学院里，就有后来成为的就有两所，成为的则更多。

今天北京一座城市占到原/的总数的近四分之一，院系调整无疑打下了重要基础。

另一方面，当时全国分为六个大区——华北（今京津冀晋蒙）、东北（今黑吉辽）、西北（今陕甘宁青新）、华东（今沪苏浙皖赣闽鲁）、中南（今豫鄂湘桂粤琼）、西南（今川渝滇黔藏）。院系调整时，整体是向这六个大区的中心城市集中的。

复旦是院系调整中最大的受益学校，调入了上海及东南地区十多所大学的师资，由一所普通的国立大学一跃成为全国顶尖学府。

东北受院系调整影响相对较小。就华北而言，院校重点向北京集中。就西北而言，院校重点向西安集中。西南地区，重点向成都集中。中南地区，重点向武汉、长沙集中。华东地区，重点向上海、南京集中。

由于山东属华东，河南属中南，山西属华北，而这三个省又恰恰没有当时重点发展的城市，因此它们过去的高等教育基础相当部分流向北京、武汉、南京、上海等地（尤其典型的如河南大学、山西大学即大量撤并到武汉、北京，且未保留“大学”名称）。

特别是华东、中南两个地跨南北的大区，重点布局高校的中心城市（上海、南京、武汉、长沙）都在现在的南方，这强化省份高教资源上的优势，也让华北地区在高考的分省录取制下“苦不堪言”，影响直至今日。

03十大跨省搬迁

第二波调整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高校较成建制的跨省搬迁。

从年到“文革”前，最重要的几次搬迁分别是：

年交通大学主体从上海迁往西安，年西安交大、上海交大分设；年交通大学、南京工学院、华南工学院有关电讯工程专业迁往成都，组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（今电子科技大学）；年华东航空学院（年交通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南京大学航空工程系组成）从南京迁西安，后与西北工学院合并组建西北工业大学；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学院迁西安，改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学院（年退出军队序列即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）；年唐山铁道学院迁往四川峨眉（今西南交通大学，年校部迁成都）。在“文革”期间，最重要的搬迁主要是“京校外迁”和哈军工迁移。

年，因中苏关系紧张，时任副领导人发布所谓战备“1号命令”，十三所北京高校和哈尔滨工程学院（年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哈军工改名，现哈尔滨工程大学为当时哈军工的海军工程系，不是哈军工的主体）开始搬迁。

“京校外迁”的过程不详述。当时外迁的院校有的后来在北京原址复校。北京石油学院、北京地质学院、北京矿业学院外迁后，当地办学主体和北京办学主体后来各自独立。

北京石油学院后分为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（校址在山东东营）和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；北京地质学院后分为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和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；北京矿业学院后分为中国矿业大学（校址在徐州）和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。

也有一些学校外迁后再未返回北京，其中最重要的是迁往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。

再来说下哈军工，哈军工的历史比较复杂，从六十年代初就开始逐渐拆分。年这次迁移，部分专业分别迁往西安、重庆，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留哈，其余院系南迁长沙组建长沙工学院。（即今国防科学技术大学）

“文革”期间，还有若干高校迁移（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内迁重庆办重庆工业大学等），但这些迁移和调整在“文革”中后期或者“文革”结束后“复原”，对后来的全国高校格局没有太大影响，就不展开了。

要之，从年开始，涉及到后来成为/的高校的整体性、成建制搬迁，就是上面列出的这10次。

这些搬迁的基本脉络，主要都是出于战备考虑，核心逻辑是从北京、东北、东部迁往内陆。但从南北关系的视角来看，我们也可以有审视这些搬迁的新视角。

这十次迁移中南迁南的一次：组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。

北迁北的两次：解放军通信兵学院驻西安，石油学院迁山东。南迁北的两次：华东航空学院迁西安，交通大学主体迁西安。

北迁南的五次：唐山铁道学院迁四川，中科大迁合肥，长沙工学院组建，地质学院迁武汉，矿业学院迁徐州（徐州一般并不视为南方城市，但徐州所在的江苏是南方省份），北迁北，南迁南，不改变高等教育的整体南北分布。

但南迁北远少于北迁南，意味着南方在这些高校迁移中是“净赚”的。

南方多个省份的省会从这十次迁移中受益，成都得到了一所（电子科技大学），一所（西南交通大学）；武汉得到了一所（中国地质大学）；合肥得到了一所（中国科技大学）；长沙也得到了一所（国防科技大学）。

而虽然也存在“南迁北”的现象，但其实北方省会城市从这十次成建制的高校迁移中受益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西安。西安的两所，一所完全是迁来的（西安交大），另一所大部分是迁来的（西北工业大学），是这十次大学迁移中全国范围内最大的受益者（得到了三所以上学校）。

04第三波变化

第三波格局变化，则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。

一来是，一些先发地区新设了一批高等院校，如深圳大学、汕头大学、宁波大学等。

二来是在年前后的一波院校合并，这一波合并的逻辑和年的院系调整正好相反，主要是通过合并文理、工、垂直专业学院、医学院重建涵盖文理工医乃至农学等在内的综合性大学。但和年的院系调整不同，这一波合并潮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部“合并同类项”，基本没有跨城市、跨省域的合并，对各个城市高等教育的总体实力没有太大影响。

第三是高校异地办学和中外合作办学兴起。

一些高校跨省办研究生院，譬如北大、清华等都在深圳设有研究生院，人大、中科大在苏州设研究生院等；

还有的学校开展异地本科办学，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办了珠海分校（未来将变为独立的珠海校区）；

哈尔滨工业大学则走得更远，1年就办了威海校区（招本科生），后成为哈工大（威海），年在深圳设研究生院，到年成为哈工大（深圳）开始招收本科生，而现在，哈工大（深圳）的录取分数线已经超过了哈尔滨本部。

一批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也逐渐兴起，如西交利物浦大学（在苏州）、宁波诺丁汉大学、昆山杜克大学等。

很明显，无论是异地办学，还是中外合作办学，新设的高校、校区乃至研究生院都优先选择东南沿海发达地区，尤其是过去高教资源相对薄弱的非省会城市，这导致的客观结果是高等教育的新增量同样南多北少。

05好大学有多重要

事实上，大学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越来越重要。全球任何一个大的科技创新中心，无不依托知名大学。今天中国城市的竞争格局，也和城市所拥有的大学资源息息相关。

大学的价值，并不仅仅在于为所在城市储备一批未来的建设者。大学本身就是基础科学研究的重镇，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本来就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文化和创新之源，大学多、大学好的城市，自然而言就容易成为思想活跃、创新频繁的年轻之城、活力之城。

更进一步地，当地企业、校办企业乃至外来的企业还可以和学校结合，形成从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完整生态，从而带动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。

城市发展最关键的资源，就是人口和人才。

一个地方没有好大学，要达到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就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，有比别人好得多的条件（比如更好的政策或者更大的人口腹地）；而一个地方如果有好大学，要吸引人才就会容易很多。

年前三季度，西安GDP达到.31亿元，超过了福州（.34亿）。就目前态势来看，西安今年的全年GDP大概率会在福州之上。

福建省和陕西省年常住人口均不到万，在全国27个省、自治区（不含直辖市）中分列15位、16位，排在中位数（第十四位）之后，居于相对后列。

西安GDP一旦超过福州，意味着它将成为人口后列省份中的“GDP第一省会”。

就全年来看，西安GDP有突破亿的可能，如果成功实现这一目标，西安将成为第一个跻身“万亿俱乐部”的人口后列省份省会。

在一片关于“南北差距”的讨论之下，西安和郑州却成为北方城市“逆势增长”的代表。坐拥1亿人口腹地的郑州，成功的故事已经不必赘述，但对于缺少人口腹地的西安而言，能够连年高歌猛进更加殊为不易。

西安是个重镇，尤其是在军工产业等领域。长期的投入和近年来营商环境的优化，进一步夯实了西安的经济基石。抖音上的小姐姐，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火爆，更让西安赚足眼球，成为网红之城。

但要深入剖析西安的发展优势，大学多、大学好这一点显然是绕不过去的。几十年前高校在西安的落子，成为西安长期发展的坚强柱石。

我们再来回看过去这些年经济发展的明星城市吧。西安、成都、武汉、合肥、长沙……的确有一条不容易为人所觉察的暗线，它们都曾在高校的迁移潮中受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