权臣蔡京乱铸当十钱致北宋通货膨胀澎

说起通货膨胀，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金融危机。历史上很多大的金融危机都是由过分的通货膨胀造成的，又有很多的通货膨胀都是因为战争，比如民国时期那场被记录在历史课本里的“通货膨胀”——民国政府为了支付巨额战争费用，大量发行法钞，年，发行了十万元法币大钞，物价就像脱缰之马，当时一个教授的工资虽有余万元，却不够买5带面粉，普通群众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证。

战争不仅消耗生命，而且消耗金钱。早在北宋的时候，财相蔡京就为了攻打西夏大肆敛财，其手段就是发行“当十钱”。

北宋权臣，熙宁变法的继承者

蔡京是北宋末期的权臣，宋徽宗时期五度为宰相，经历了北宋王朝走向灭亡的整个过程。蔡京也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，其生平被记载在《宋史奸臣传》中。

蔡京的官运跌宕，他的仕途离不开一个人——王安石。宋神宗熙宁二年(公元年)，王安石开始实行变法，史称熙宁变法。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，这一目标很快就实现了，朝廷获得了足够的军事物资和兵源。蔡京的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。熙宁年间，经王安石举荐，蔡京进入中书礼房学习公事。由于王安石的支持，蔡京官运亨通，一路扶摇直上，不久官至中书舍人、龙图阁侍制、权知开封府。

元丰四年(公元年)，宋神宗发动了对西夏的大规模战争，结果宋军惨败。宋神宗欲立盖世奇功的梦想破灭，很快就忧郁病死。

元丰八年（公元年），宋神宗去世，宋哲宗即位，权力掌握在宋神宗的母后高氏手里，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，开始了元祐更化运动，全面否定王安石变法。

元祐更化时期，蔡京作为熙宁党人，被贬出朝廷，到地方为官。宋徽宗亲政之后，起用熙宁党人，此时王安石早已去世，蔡京便以熙宁变法继承者的形象出任宰相，重新启动了变法改革的大业。

行当十钱，钱法大乱

崇宁元年（公元年），蔡京刚刚被任命为副相的时候，就立即下令重新推行宋神宗时期的各项新法。此时，有个名叫许天启的熙宁党人，当时担任陕西转运副使，为迎合蔡京，请求朝廷铸造当十钱。王安石变法时，曾经大量铸行折二钱。此时若铸行当十钱，名义价值比折二钱骤增五倍，侵害百姓利益意图过于明显，蔡京颇有顾虑，所以暂铸折五钱，试行以观其效。崇宁二年（公元年）五月，蔡京下令陕西、江州、池州、饶州、建州，将准备当年铸造小平钱的铜料用来铸造折五钱。折五钱铭文“圣宋通宝”，其重量比小平钱略重一些。折五钱名义价值是折二钱的两倍半，试行成功，未出问题。不久之后，蔡京即下令按照陕西大钱形制铸造折十钱，限当年铸行折十铜钱三亿文，折十铁钱二十亿文。蔡京之所以这么做，一是认为折十钱在折五钱已经进入流通的基础上铸行，比折五钱仅大两倍，不会引起市场剧烈反应；二是估计当时钱币流通总量约为两千亿文至三千亿文，初行折十钱的数量占钱币流通总量的份额较小，对货币购买力影响不会太大；三是考虑折十钱在宋仁宗时期已有先例，可以参照祖制铸造。

早在宋仁宗康定元年（公元年），宋军攻打西夏，陕西供应军费不足，所以奏请朝廷铸造大铜钱与小平钱并行，大铜钱以一当十。此后，又造折十铁钱，引发民间盗铸，于是钱法大乱。朝廷经过频繁调整钱法，方才逐步平息了钱法的混乱。蔡京比照陕西大钱的形制铸造当十钱，是为了托借祖制，取得货币改制的合法性。

折五钱铭文“圣宋通宝”，折十钱铭文“崇宁重宝”。从出土文物看，折五钱“圣宋通宝”数量极少，其原因是铸行不久后即改铸折十钱“崇宁重宝”。当时铸造较多的是“崇宁重宝”。

北宋时期铸行虚币大钱，多采用“折”字表示其折合的数量。宋徽宗时期铸行的当十钱，最初也被称为“折十钱”。崇宁二年（公元年）十月，宋徽宗下令将“折十钱”改称“当十钱”。《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载：“诏改折二、折十并作当二、当十称呼。”陆游《家世旧闻》卷下亦载：“初，熙宁间铸折二钱，故崇宁大泉始亦号‘折十’，已而群阉谓徽宗乃神宗第十子，而‘折’非佳名，遂称当十，已而遂降旨云。”可见，宋徽宗初年应称该钱为“折十钱”；崇宁二年诏改之后，应称该钱为“当十钱”。但是，文献记载中多有混淆。

朝廷铸行当十钱之后，百姓盗铸，钱法大乱。为了严禁百姓盗铸，朝廷多次颁布禁令。但是，巨额利润的诱惑仍然使盗铸现象十分严重，许多人不惜以身试法。崇宁四年（公元年），尚书省言：“访闻东南诸路盗铸当十钱，率以船筏于江海内鼓铸，当职官全不究心，纵奸容恶。”百姓盗铸当十钱，将小钱销熔为铜，浇铸为大钱，即可获得数倍利润。为了躲避官府的缉拿，这种违法活动已经发展到在江海水面船只上进行了。

方腊起义，联金灭辽，终成绝唱

小钱便民久矣，古者军兴，锡赏不继，或以一当百，或以一当千，此权时之宜，岂可行于太平无事之日哉？当十鼓铸，有数倍之息，虽日斩之，其势不可遏。

大观三年（公元年），台谏官纷纷上言，述说蔡京的罪恶。于是，蔡京第二次丢掉宰相职务，主持修撰《哲宗实录》。然而，三年之后，蔡京再次主政。

政和二年（公元年）五月，蔡京第三次被任命为宰相。不料，第二年十一月，何执中出任尚书左仆射，兼门下侍郎，成为宰相。宋徽宗将蔡京封为太子太师、鲁国公。蔡京第三次失去了宰相的职位。

政和六年（公元年）四月，何执中致仕。道士林灵素告诉宋徽宗说，宋徽宗是上帝的长子，是神霄玉清王，下凡来当皇帝。蔡京是左元伯仙，下凡来辅佐宋徽宗治理天下。宋徽宗对此深信不疑，自称“教主道君皇帝”，并诏令蔡京总领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三省事务。

这是蔡京第四次出任宰相。宣和二年（公元年）六月，蔡京第四次被免去宰相职务。

此时，蔡京已经七十四岁。蔡京这一次被免去宰相职务，名义上是因为年老，实际上是因为反对北伐辽国。接替宰相职务的人，名字叫王黼，是个惹是生非的家伙。王黼出任宰相四年，北宋王朝不断出事，先是方腊起义，后是联金灭辽。

虽说蔡京已经辞职，但是他的敛财政策，却逐步产生了严重的后果。根据蔡京的敛财政策，各级官府搜刮民财，百姓活不下去了，纷纷举旗造反。

方腊振臂一呼，各地响应，不少私茶贩子、私盐贩子投奔方腊。几天之内，起义军发展到十万人。有了人马，方腊就开始攻城略地，起义军所向披靡，到处劫富室、杀官吏。十二月，起义军占领了睦州（今浙江省淳安县）、歙州（今安徽省歙县），又攻克了杭州这个北宋王朝的东南重镇。至此，起义群众数量接近百万，四方大震。

宰相王黼为了粉饰太平，隐瞒实情不报。御史中丞陈过庭认为王黼隐瞒军情是造成起义蔓延的主要原因。他在上报宋徽宗的奏疏中说：“致‘寇’者蔡京，养‘寇’者王黼，把这两个人拿下问罪，则‘寇’自平。”

宋徽宗闻报大惊，立刻下诏罪己，下令废除花石纲，撤销造作局，免除起义地区的公私债务，三年不收田赋。

方腊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，朝廷花费了无数钱财，北宋王朝的财政更加紧张，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。

政和元年（公元年），童贯出使辽国。辽国有一位汉族的官员名字叫马植，对辽王朝心怀不满。马植遇见童贯，就向童贯献上联金灭辽之计。政和五年（公元年），马植逃奔宋朝，见到宋徽宗，又一次提出联金灭辽的主张。

此时，金国日益强盛，辽国逐渐衰败。辽国已经不足为虑，金国却成为宋朝的主要威胁。因此，北宋王朝中许多士大夫反对联金灭辽。然而，燕云十六州在辽国手里，这使宋朝北部边境无险可守。收复燕云十六州，是宋朝长久以来的最大心愿。此时，辽国国力衰败，对于北宋王朝来说，似乎是收回燕云十六州的最好时机。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，宋徽宗无法抵制，终于接受了马植联金灭辽的主张，赐马植皇家赵姓。马植改名为赵良嗣。

政和五年（公元年）正月，阿骨打称帝，国号大金。九月，金军攻克辽国的军事重镇黄龙府（今吉林省农安县），辽国天祚帝亲率七十万大军反攻黄龙府。结果，辽军大败。

宣和二年（公元年）三月，赵良嗣从登州（今山东省蓬莱市）泛海北上，会见阿骨打，双方达成协议：金军攻打辽中京（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），宋军攻打辽南京又叫燕京（今北京市）；宋军攻取燕京后，燕京及所管州城归宋朝，宋朝将原来给辽朝的岁币银绢五十万两匹转送金朝。这项协议在历史上被称为“宋金宣和海上之盟”。既有盟约，金军便毫无顾虑地开始攻打辽国，而宋军却被调去镇压方腊起义。

宣和四年（公元年）正月，金军攻破辽中京；三月金军攻破辽西京。至此，辽五京已经失去四个，所存者只有燕京。辽国天祚帝逃奔夹山（今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），金军集中兵力追击，无暇顾及燕京。此时，童贯已经剿灭了方腊起义。于是，宋徽宗任命童贯为河北、河东宣抚使、蔡京的长子蔡攸为副使、名将种师道为都统制，率军十五万，攻打燕京，发动了燕山之役。

国力衰弱，朝纲败坏，战争又起，而宋徽宗的另一个太监李彦又给宋徽宗惹了一场大祸。李彦核查西北地区的田亩，没收百姓土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，先后杖死良民千余人，造成破产者无数。于是，京东、河北百姓群起反抗，朝廷更加难以稳定局势。

蔡京因为反对联金灭辽，已经丢掉了宰相的位置。宋辽之间订有盟约，持续百年和平，此时战端一起，前途莫测。儿子蔡攸前去对辽作战，蔡京悲愁交加，赋诗一首赠给儿子：

老懒身心不自由，封书寄与泪横流。

百年信誓当深念，三伏征涂合少休。

目送旌旗如昨梦，心存关塞起深愁。

缁衣堂下清风满，早早归来醉一瓯。

随着蔡京的宦海沉浮，流通中当十钱的数量也越来越多，通货膨胀愈演愈烈，米价涨到每石大约四百文至一千五百文，比北宋初期米价每石一百文至三百文的价格上涨了大约三至五倍。绢价涨到每匹大约两千文，比较北宋初期绢价每匹一千文左右的价格上涨了大约两倍。严重的通货膨胀，使百姓的生活日益艰难，朝野反对蔡京的呼声也就日益高涨。待到金兵进犯，围攻太原、近逼京师，宋徽宗禅位给宋钦宗时，太学生就奏请朝廷杀蔡京以谢天下。

宋钦宗即位之后，将蔡京一贬再贬，几个月之后就将蔡京贬至海南岛安置。但是，蔡京没有能够到达海南岛，行至长沙中途就生病死了。蔡京死后数月，金兵攻入开封，将宋徽宗、宋钦宗虏去北国。于是，北宋王朝灭亡，当十钱的流通终于宣告结束。

（本文节选自《夺富于民：中国历史上的八大聚敛之臣》）

《夺富于民》

中信出版社9月出版

作者简介：石俊志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，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，中国货币法制史学者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，国民信托有限公司总经理。

曾在中国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、中国银行伦敦分行、招商银行总行、东方资产管理公司、渤海银行总行任高管职务，具备25年的金融从业和管理经验。担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，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生导师、兼职教授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生导师、兼职教授，湖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、兼职教授，中国金融出版社《金融论著译丛》编委会委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