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鸿章创办的一家公司,如今已是世界500

清末年间是中国最动荡、最屈辱的时期，泱泱大国，与外国战斗屡战屡败，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，与卖国无异。

清朝重臣李鸿章领导多场战争，代表清政府签订条约，更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，担上了“卖国贼”的骂名。但这种看法太过片面，李鸿章为国家进步做出的努力并不亚于旁人。

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运输企业——轮船招商局，走过百年多的时光，这个企业不仅没有消失，还跻身世界强。

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

轮船招商局成立于洋务运动期间，距今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了，在当时是一个做相对成功的企业。

近代，中国没有轮船，所以很多从事港口贸易的商人只能购买或者租赁洋船，海航业严重受到了外国的牵制，总理衙门有心作为，却一直迟迟不动手，直到李鸿章出面。

年12月23日，李鸿章上疏朝廷，提出试办轮船企业，采取“官督商办”的模式。三天后，朝廷批准了，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轮船企业就此诞生。可见李鸿章在朝廷极富话语权。

年1月17日，轮船招商局正式在上海开门营业，李鸿章任“董事长”，打破了中国完全依赖洋船的局面，对旗昌、太古、怡和三家英美洋行造成不小的冲击。

轮船招商局主要负责管理，真正的出资和兴建还是要依赖商人。“官督商办”的模式在中国是首度尝试，所以刚开始很多商人是持怀疑态度的。

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，计划筹集万两白银作为资本金，其中户部出资20万，再从民间筹集80万，名为“入股”。李鸿章刚开始派朱其昂去办这件事，“大佬”们一听说这个运营模式都纷纷拒绝，所以朱其昂空手而归。

李鸿章一怒之下撤了朱其昂，请来了唐廷枢，这个人对轮船招商局的贡献可谓是居功至伟。他自己认购了8万两，还让亲友们认购了47.6万两，这才让轮船招商局运作起来。

轮船招商局的起起落落

刚开始的时候，轮船招商局面临巨大困境，与外轮竞争激烈，可以说是夹缝生存，外轮直接联手打起了“价格战”，企图挤掉招商局。

不过李鸿章是个能人，在众多不利条件下令招商局转亏为盈。不仅如此，还令旗昌公司破产，其他公司签订“齐价合同”，可谓是大获全胜。

轮船招商局开业后的几年间，也办了很多大事：年架设了到虹口码头的电缆，实现了中国人自己架设电话线的第一；年收购了曾经的对手之一，美资旗昌轮船公司，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收购外资企业，轮船招商局也因此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。

企业真正步入正轨是在年以后。随着企业越办越红火，商人们都一改最初“望而却步”的态度，想要从中分一杯羹。

成立之初，轮船招商局的股资大概是五六十万两，年才招足了最初的预定目标万两，之后又再次扩资，到年达到了二百万两。

年以后，轮船招商局开始大幅度地削减民间资本，从“官督商办”慢慢转为官办企业，这个做法算是“过河拆桥”，没钱的时候向民间要钱，有钱以后急着据为己有。

在往后的19年间，轮船招商局成了清政府的摇钱树，地方官僚也从中捞了不少油水。所以，这也暴露出官商合作的很多弊端。轮船招商局虽有效抵制了外资的侵入，最终却还是被内部腐蚀。

不过，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，轮船招商局也很难在外轮的多方夹击下生存下来，所以很难评判其中的对与错。

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，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，依托于洋务运动的轮船招商局发展大不如前，原来深厚的根基让它还可以勉强维持。

之后的抗日战争令轮船招商局损失惨重，不过终是顽强活了下来。

招商局的现代历程

新中国成立后，招商局的发展比较稳定，不过也经过了多次改革。

招商局的总部在上海，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交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，这代表着轮船招商局的终结，也意味着它的新生。年2月1日，招商局改组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。

年4月8日，招商局获批成立招商银行，招商银行成为招商局的子公司，这也是中国第一家企业投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。

纵观招商银行的业绩，丝毫不逊于曾经的轮船招商局。从近几年来说：

年，招商银行在当年《财富》世界强排行榜中位列位。招商银行在年首次入围《财富》世界强，从此以后就没有掉出过榜单。

年，在当年世界强最赚钱的50家公司中，招商银行排在第38名。

年3月，招商银行入选年全球品牌价值强，排名第74位。

，招商银行位列“福布斯全球企业强”第22位。

这些荣誉也只是招商银行的冰山一角，自成立以来，招商银行一直稳步发展，从国内走向全球，尤其是到了21世纪，更是持续发力。

虽然有着百年历史，但招商银行的心态一直比较年轻，一直紧跟时代的发展，年推出ATM“刷脸取款”业务，年成为全国首个区块链电子发票的试点银行，年成为上线运行企业信息联网核查系统的首批银行之一。

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，招商银行还很有社会责任感，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，立马捐款2亿元，驰援武汉。

尽管历经变动，甚至一度摇摇欲坠，但轮船招商局仍然绝处逢生，坚持从清末走到了21世纪，而且越来越强大，实在是很了不起。

李鸿章虽有一些“误国”之举，但某种程度上也是形势所迫，他的才能无可厚非，对中国近代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，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经验。